上海某男子因散布虛假信息被判三年：網絡誹謗罪的司法實踐與法律邊界

2023年12月，上海市某男子因在社交媒體平臺多次散布虛假信息，惡意誹謗他人，導致多名受害者名譽受損并引發社會秩序混亂，被法院以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，并處罰金。該案因涉及網絡誹謗與公共秩序破壞的雙重危害，成為近年來司法機關從嚴打擊網絡犯罪的典型案例。

法律依據與罪名解析

1. 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的核心構成
   根據《刑法》第287條之一，該罪行的客觀行為包括：
   • 設立用于實施違法犯罪的網站或通訊群組；
   • 發布制作、銷售違禁品或違法犯罪信息；
   • 為詐騙等犯罪活動發布信息。
     本案中，被告通過社交媒體散布虛假信息，符合“發布違法犯罪信息”的構成要件，且因信息傳播范圍廣、社會影響惡劣，被認定為“情節嚴重”。
2. 與誹謗罪的競合問題
   若虛假信息直接針對特定個人，可能同時構成誹謗罪。但本案中，法院認為被告行為不僅損害個人名譽，更擾亂了公共秩序，故優先適用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，體現了“從一重罪處罰”的原則。

爭議焦點與司法實踐

1. “情節嚴重”的認定標準
   法律未明確“情節嚴重”的具體量化標準。本案參考了虛假信息的傳播量（如轉發次數、點擊量）、社會負面影響（如引發群體性事件）及受害人數量等綜合因素。類似案件中，若僅涉及少量傳播或無實際危害后果，可能僅受治安處罰。
2. 主觀故意的推定難題
   根據司法解釋，行為人若曾因同類行為受處罰，或信息內容明顯違法（如涉及毒品、槍支），可直接推定其主觀故意。本案中，被告多次發布虛假信息且拒絕刪除，成為認定故意的關鍵證據。
3. 網絡平臺的責任邊界
   法律要求網絡運營者對違法信息采取技術攔截和報告措施。若平臺未及時處理，可能面臨行政處罰甚至刑事責任。本案中，相關平臺因及時刪除部分信息未被追責，但司法實踐中平臺責任仍是爭議焦點。

司法實踐中的擴張與限縮

1. 從嚴打擊的司法趨勢
   近年來，司法機關對網絡犯罪采取“打早打小”策略，將預備行為（如設立犯罪群組）獨立入罪。本案判決體現了這一傾向，但也引發“過度預防”的擔憂，例如如何區分“惡作劇”與犯罪意圖。
2. 技術證據的審查困境
   網絡犯罪依賴電子數據取證，但實踐中存在鑒定程序瑕疵（如未規范保存原始數據）、技術術語理解偏差等問題。本案中，法院采信了經公證的傳播數據鏈，但部分類似案件因證據瑕疵導致改判。

建議與啟示

1. 完善司法解釋
   需細化“情節嚴重”的標準，例如明確傳播量閾值或損害后果等級，避免同案不同判。
2. 強化平臺監管與技術合規
   推動平臺建立更高效的違法信息篩查機制，并探索“避風港原則”的例外情形，如明知違法卻未采取必要措施時的連帶責任。
3. 優化主觀認定規則
   借鑒域外經驗，通過行為模式（如匿名賬號、反復發布）輔助推定主觀故意，同時允許行為人舉證反駁（如證明信息誤轉）。
4. 加強公眾教育與法律宣傳
   通過典型案例發布（如最高法公布的網絡敲詐案例）警示公眾，明確網絡言論的法律紅線。

結語

本案反映了網絡時代刑事司法的雙重挑戰：既要嚴厲打擊危害社會秩序的行為，又需防止刑罰權過度擴張。未來需通過立法細化、技術賦能與司法理性，在保護公民權益與維護網絡清朗之間找到平衡點。

本文由上海刑事律師尤辰榮發布,原文地址:http://www.happyronin.com/hot/1381.html,歡迎分享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