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案情】
    上訴人（原審被告人）魯某2009年7月15日因犯盜竊罪、尋釁滋事罪，被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三年，并處罰金2萬元；2011年1月25日魯某被假釋出獄，考驗期至2012年3月29日。2011年11月17日，魯某參與一起聚眾斗毆。
    2013年5月10日，因同案犯涉嫌其他犯罪被發現，魯某主動到公安機關投案，如實供述了參與聚眾斗毆的犯罪事實以及姓名、年齡、職業、住址等情況，但在被問及有無前科時，魯某沒有說明自己曾因犯盜竊罪被判處刑罰并被假釋的前科情況。2013年9月2日檢察機關對其訊問時、11月5日庭審時魯某均如實供述了其前科情況。
    一審法院經審理認為，魯某雖如實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實，但隱瞞了前科，不構成自首，最終以被告人魯某犯聚眾斗毆罪，判處有期徒刑三年，與原判刑罰剩余刑期一年二個月三天，罰金兩萬元合并執行，決定執行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，并處罰金兩萬元。
    宣判后，魯某以“是從犯；構成自首；認罪態度好，量刑過重，有重大立功表現”為由，提起上訴。

【評析】
    最高人民法院《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問題的解釋》第一條第（二）項規定：如實供述罪行，除供述其主要犯罪事實外，還應包括姓名、年齡、職業、住址、前科等情況。犯罪嫌疑人隱瞞身份情況并非均認定為“不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”，關鍵在于判斷犯罪嫌疑人隱瞞身份情況是否影響到對其定罪量刑。關于“定罪量刑”的涵義，相關司法解釋等未作進一步解讀，我們理解，“定罪量刑”指的是對犯罪嫌疑人所供述罪行的“定罪量刑”，而不是對前罪行為和后罪行為綜合的定罪量刑。就本案而言，魯某擔心假釋被撤銷，為逃避前判刑罰而沒有供述前科，該行為并不影響對所犯后罪即聚眾斗毆罪的定罪量刑。認定自首后減輕或從輕的刑罰也是以聚眾斗毆罪為基礎的，并不涉及前罪。二審最終可能判決撤銷假釋，將前罪未執行完刑罰與后罪合并執行，但此“量刑”非認定自首時所考慮之“定罪量刑”之彼“量刑”，不將其混為一談。總之，魯某未如實供述自己有前科，并未真正影響到對其聚眾斗毆罪的定罪量刑，不影響其自首的認定。
　　自首是酌定量刑情節，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，而不是“應當”，酌定量刑的幅度也因案而宜。魯某在公安機關未說明前科情況，反映出其存在逃避前科未執行完刑罰的一絲僥幸，與完全供述自己罪行的犯罪嫌疑人稍微有所差別，對此完全可以在量刑時適當縮小從輕或減輕的幅度，以實現罪責刑的有機統一。
　　綜上，在理解和適用最高人民法院《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問題的解釋》第一條第（二）項規定時必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，犯罪嫌疑人未如實供述姓名、年齡、職業、住址、前科等情況，不能一概認定不構成自首，應當認真分析未如實供述姓名、年齡、職業、住址、前科等情況是否真正對其所供述之犯罪行為的定罪量刑產生了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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